Doctrina Christiana (Manila, 1593),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Edwin Wolf 2nd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ay with the book itself in front of us, that it is an example of xylographic printing, but it was a great feat on the part of Retana, who had never seen a copy, to resolve apparently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on the part of several unquestioned authorities by deducing that it was all a matter of semantics--what did _printing_ mean?»

这是全书最见功力的地方。摆在 Wolf 面前的是一群互相打架的权威: 道明会士 Chirino 记下的最早印刷者是两位别的会省的修士, Alonso Fernández 断言马尼拉第一本书是 Blancas de San José 在 Bataan 印的玫瑰经, Beristain 又抛出一部一五八一年的《Arte y Vocabulario》, 而这些说法没有一条能被实物否证。 Wolf 的破解不是宣布某一方获胜, 而是把争论整个重新定义成一个语义问题:「印刷」这个词在木刻与活字之间究竟指什么。这一步把一堆互相否证的证词从事实层挪到定义层, 使它们同时成立——Retana 一八九七年正是靠这一步在从未见过实物的情况下把矛盾摆平的, 而 Wolf 手里已经握着实物, 却只是把这个招数借来复述一遍。 扣分在于, 洞见停在解惑而没有升格为体系: 全书从头到尾没有给出一个能替代 Retana 的正面解释, 也没有追问「印刷」这个词在殖民语境里如何被各方各取所需, insightfulness 因此停在 88。 故 88。

«In studying the Doctrina Christiana of 1593 there are four general problems which we shall discuss. First, we shall give a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book. Secondly, we shall trace chronologically the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Doctrina, that is, we shall record the available evidence which shows that it was 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weigh the testimonies which state or imply to the contrary. Thirdly, we shall try to establish the authorship of the text, and lastly, we shall discuss the actual printing.»

这四个问题就是这本书真正的骨架, 而且顺序本身即是方法论: 先验物, 再验事, 再验人, 最后验工艺。 物理描述排在最前, 因为 Wolf 手里唯一的硬证据就是那本实物——三十八叶、四拼帖、逐页木刻刀痕、纸的纤维走向; 把这一层做完, 后面的书目学才不是在猜。 第二步才是书目史, 他要把一五九三年的两份原始文书与所有反面证人同时摆上桌; 第三步是作者, 分奥古斯丁会、方济各会、耶稣会、道明会四路排查; 最后一步才回到印刷本身, 追问是谁刻的版、谁拉的印, 谁又是那位把中文卷翻成他拉文的学者。 扣分在于, 这套框架的服务对象始终只有「判定这本书是不是菲律宾第一部印刷书」这一个命题: 一旦实物把这个命题钉死, 框架的其余部分——比如教义文本自身的编排逻辑、他拉文译文与西语原文之间的取舍、以及木刻工艺如何塑造了一种既不是字母印刷也不是纯粹手抄的新文本形态——就几乎没有得到独立处理, framework 停在 90。 故 90。

«Sire, in the name of Your Majesty, I have for this once, because of the existing great need, granted a license for the printing of the Doctrinas Christianas, herewith enclosed--one in the Tagalog language, which is the native and best of these islands, and the other in Chinese--from which I hope great benefits will result in the conversion and i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of both nations»

这一段是全书证据链的起点, 也是整部导论之所以能站住的那块地基。 Wolf 直接把一五九三年六月二十日菲律宾总督 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 致腓力二世王的原信整段抄录在案, 信里明明白白说「因现下极大需要」批给印行两本教理: 一本他拉文, 一本中文, 并定价四雷亚尔。 紧接着他取出同年那份「菲律宾本年度所写所印书籍清单」手稿的对应段落, 让两个独立来源在「两本、两种语言、定价」三处互相咬合。 到了证据链最关键的一环他也不含糊: 总督信说四雷亚尔, 而书名页背面总督秘书 Juan de Cuellar 的亲笔估价写的是两雷亚尔, 那份一五九三年清单对 Tagalog 本也记两雷亚尔——他把这个矛盾摊在台面上, 列出三种可能解释, 然后按两份文书与实物定价定为两雷亚尔, 并顺手算出它不到五十年前墨西哥准许售价的一半。 扣分在于: 所有原始文书在本地文本里都只是 Wolf 的转录, 我们看到的是二手引文而非档案本身, 且转录所据的档案编号只在注文里交代。 但作者对来源、版本、页码与冲突点的交代之细, 已足以让读者逐条复核, evidence 给到 92。 故 92。

«So useful was the Doctrina considered as a guide for those who had just been, or were about to be, converted that the missionary fathers placed it in most cases foremost among the books necessary to have in print in a strange land.»

这一句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值得被刻出来、也值得被影印出来: 它是传教士在异乡最先要备齐的那一件工具。 Wolf 指出, 道明会之所以把《Doctrina》列在「陌生之地必须印出来的书」的首位, 是因为它一本就把教理的最短路径装齐: 先是字母表, 然后是主祷文、圣母经、信经、圣母德叙祷, 再是十四条信经条目、天主十诫、圣教会五诫、七件圣事、七宗罪、十四种慈悲善工、告解与问答本。 这本书不是给已经读书的人读的, 是给刚受洗或正要受洗的人读的, 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全部体裁选择: 短句、问答式、三种文字并置、术语不解释而只重复, 教义被压成可以整页刻进木版的最小单元。 扣分在于, 对一部学术导论而言, 实用维度天然吃紧: Wolf 的正文是书目学推理而不是操作手册, 读者拿到手并不能靠它学会任何一项技能, 它真正交付的是「一件工具为何在此时此地被造出来」的解释; 而且这套教义内容在今日早已没有使用价值, 只余史料价值, practicality 只能给 80。 故 80。

«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has been the object of a hunt which has extended from Manila to Berlin, and from Italy to Chile, for four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这是 Wolf 下笔第一句, 也是他给自己定的调子: 他把一场持续了四百五十年的追索写成一场跨国界的围猎——从马尼拉追到柏林, 从意大利追到智利。 这个「侦探小说」的比喻不是随手拈来的修辞, 而是全书的组织原则: 接下来他确实按破案的方式走, 先描述被追捕者的体貌特征与随身物证 (三十八叶、四拼帖、纸的褐色与脆度、装订残留), 再逐条审查现场留下的每一份笔录, 最后做一次指认。 句子本身也漂亮: 起句平铺, 三个「从…到…」把地理尺度一下子拉开, 收在「四百年五十年的围猎」上, 一个长句完成一次尺度转换, 而「猎」这个字又与后面他把断简残篇称作「物证」的写法一脉相承。 扣分在于, 全书文风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图书馆学者的学院散文: 偶有旧式客套与自谦 (致谢段对 Rosenwald 与 Rosenbach 的谢意几乎占去一页), 面对的读者预设是已经熟悉早期菲律宾史的学者, 术语如 xylography、incunabula、audiencia、vicariate 一律不加解释, 对今天的一般读者门槛偏高, writing 停在 90。 故 90。

«To summarize what we have learned of the earliest printing in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the possibility, but not a likely one, that an _Arte_ by Juan de Quiñones was printed xylographically in 1581; we know tha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1593 two Doctrinas were printed xylographically--although we have no way of telling which came first--one in Tagalog from the Talavera-Plasencia-Oliver text, and one in Chinese written by Juan Cobo, both edited and print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omingo de Nieva and Juan de San Pedro Martyr»

这一段是全书结论处最有分寸的一段, 也是最能看出作者水准的地方: 他把已知的、未知的与只能推测的分成四档, 一个混词都不肯用。 第一档是「有一种可能, 但不大可能」——一五八一年 Quiñones 的《Arte》或许有木刻本; 第二档是「我们知道」——一五九三年上半年印了两本教理, 一本他拉文出自 Talavera-Plasencia-Oliver 的底本, 一本中文出自 Juan Cobo, 两本都在 Domingo de Nieva 与 Juan de San Pedro Martyr 监督下编辑并付印; 第三档是「我们猜想」——一五九三至一六〇二年间另有小册子; 第四档才是「几乎可以肯定」——一六〇二年 Juan de Vera 用活字印了 Blancas de San José 的玫瑰经。 最高一档他也不敢坐实, 因为现存最早的两件一六一〇年 Bataan 印本之间, 还横着他写此书时才刚发现的一部 Binondo 一六〇四年《Ordinationes》。 扣分在于, 这套分档只覆盖一五八一年到一六一〇年的三十一年, 殖民之前的马来—菲律宾书写传统完全没有进入视野, depth 因此是以西班牙殖民为圆心的纵深, 不是菲律宾印刷史的全幅纵深, depth 给到 90。 故 90。

«He brought it back with hi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fered it to Lessing J. Rosenwald, who promptly purchased it and presented it to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here the book had been before it reached Paris we do not know.»

这一段是 Wolf 面对全书最难回答的问题时的姿态, 而他的答案恰恰是承认不知道。 一本一五九三年的马尼拉书, 自十七八世纪起就只剩下 Hervas 的转录与 Beristain、Adelung 的一串二手引用, 此后三百多年无人得见; 它的实物流传链断在巴黎一个专收太平洋印本的旧书商手里: 一九四六年春, 纽约书商 William H. Schab 在巴黎听到这个传闻, 先是不信, 当场打电话向货主核实, 确认「一五九三」这个不可能的年份之后才促成交易; 他把书带回美国, Lessing J. Rosenwald 立刻买下并赠给国会图书馆。 Wolf 没有替这条链子编造任何环节, 直接写「在它到达巴黎之前去过哪里, 我们不知道」, 随后还列出三种同样无据的可能: 它是不是就是送给腓力二世的那一本? 是不是 Hervas 一七八五年据以付印的那一本? 或者西班牙内战时被翻出来送去了法国? 一本宣称「发现了第一本菲律宾印刷书」的著作肯把自己的无知摆在开卷第一页, 并且从头到尾把「已核」「存疑」「推测」分开标注, 这本身就是最强的可信度来源。 扣分在于, 严格说来这条流传链只有 Wolf 一九四七年的转述可依, 中间商与巴黎货主的身份都没有可核的旁证, 故 credibility 给 91 而非更高。 故 91。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oday, although no extant copy is known, that 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Mexico [4] in 1539 was a Doctrina in Mexican and Spanish.»

这一句把《Doctrina》从一本地方奇物放回一个跨帝国的印刷类型里, 也说明 Wolf 为什么要先写这么长的书目学背景。 在他看来, 一五三九年墨西哥印出的第一本书就是一本墨西哥文—西班牙文对照的教理 (虽已无存本), 一五五七年印度果亚的耶稣会印机印出的第二本, 是圣方济各的 Malay 文《Doutrina Christão》 (同样无存本), 一五八四年南美利马印出的那一本却有存本, 而马尼拉这一本正好接在这条先例之后——所以 Wolf 说, 把这本书选作马尼拉的第一本印本, 是顺着一个广为流传的先例。 换句话说, 「第一部菲律宾印刷书」不是孤立的技术奇迹, 而是一个成熟的传教士手册体裁在亚洲港口的一次落地: 一本最短、最笨、可以整页刻进木版的入门教理, 恰好是刚上岸、还没有活字印刷机的传教士最先需要的东西, 也恰好是把母语与殖民者语言并置的第一份文献工程。 今天读它, 意义正在这里: 印刷术的传播不再是欧洲单向输出的技术史, 而是一个在墨西哥、果亚、马尼拉、利马之间反复平移的体裁史。 扣分在于, 全书的观察角度始终是欧洲传教士与欧洲学者, 菲律宾本地人在其中只以「被印的对象」出现, 没有任何一方的读写传统进入这一页, relevance 因此停在 87。 故 87。